张立文:中国哲学要“自己讲”“讲自己”

时间:2021-12-17 09:02    来源:芜湖纪检监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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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张立文先生获评教授,在接受访问者访谈时,他说道:“人生就在于奋进,生命就在于创造,只要认定了目标,就要不断地追求,以达真、善、美的境界。”这正是张立文先生的人生写照。

张立文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要创新,就必须“自己讲”“讲自己”,走自己的中国哲学之路,建构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从事哲学研究60多年来,他一直践行着自己的学术主张。

从《周易》到宋明理学

张立文先生的学术经历其实比较简单。1956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刚留校时,系里安排他重点做宋元明清理学研究。做中国哲学研究,必须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为了强化自己的古文基础,张立文先生专门到北京大学选修文字、音韵、训诂课程。只有古代汉语的理论显然不够,还须有具体的实践。为此,张立文先生选择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最难理解的《周易》来注译。经过一年努力,查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相关资料,张先生完成了《周易》全书的注译。注译完《周易》后,他意犹未尽,于是开始写作《周易思想研究》。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第一,依据《周易》文本的形、音、义,力求贴近《周易》的历史本来面相,尽量做到再现《周易》文本的原义和作者原意;第二,《周易》的《经》与《传》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思想体系的著作,要明确区分《经》《传》;第三,通过《易经》卦爻辞与甲骨卜辞的比较,搞清《易经》卦爻辞的时代、作者、性质和意义;第四,通过《易经》思想体系的研究,揭示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起始是怎样同宗教巫术思想相联系的。《周易思想研究》初稿完成于1963年年年初,本来想沉淀一段时间再出版,不想遇着“文化大革命”,直到1980年,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文革”以后第一本关于《周易》的著作,因此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金隆德教授的书评《喜读〈周易思想研究〉》,认为“这部书的问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意义值得重视”,作者“努力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以及近世有关著作,比较参验了从战国、秦汉以来的争论异义,还吸取了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1963年《周易思想研究》初稿完成后,张立文先生转入宋明理学具体人物的研究。他的研究思路是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即通过具体人物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而把握宋明理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经过仔细考虑,他确定以朱熹思想作为宋明理学研究的突破点。1981年,《朱熹思想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朱熹哲学、史学、经学、佛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思想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张岱年教授为此书写了推荐信:“张立文同志此书对于朱氏体系的各个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说明;对于朱氏学说中的细微曲折之处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条理清楚,论证详明。”

1985年,张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点,也是今人研究讨论的重点。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宋明理学的专著,它不是对某个人的专论,而是宋明时期诸大家的合论,包括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王夫之。作为一部合论,该书不仅深入分析、论述了宋明理学诸大家的思想学说,还深入探讨了宋明理学范畴结构的演变、宋明理学的范畴体系、宋明理学对宗法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等重要理论问题。

由于有《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以及后来《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1992年)、《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1993年)、《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1995年)、《朱熹评传》(1998年)、《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2001年)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张立文先生成为国内外有名的宋明理学专家,也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宋明理学研究的重镇。

从哲学范畴到逻辑结构

在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宋明理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张立文先生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思想系统?过去讲中国哲学,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很大,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到探寻一个人的思想是唯物还是唯心。诸如孔子是唯物还是唯心,是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而很少探究孔子的思想系统。在张立文先生看来:“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是通过一系列哲学范畴或由诸范畴组成一系列的命题来表现的。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或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是由诸哲学范畴构成的。”

由此,张立文先生写作并出版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其中,《天道篇》1988年出版,《人道篇》1995年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张立文先生依据范畴的性质、含义及其内在联系,对其加以整理、排比、综合,系统地确定各个范畴的地位与作用,并按照范畴的历史顺序和逻辑序次,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系统。以此为基础,不仅对诸范畴作深层的义理解释,并且对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作历史的考察。他指出:“整体的和谐性,传统的延续性,结构的有序性,构成中国哲学范畴发展的整体特征。”

张立文先生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范畴做深入考察,一方面又开始思考如何把握一种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由此,他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构想,并于1989年出版《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在张先生看来,“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不是从现成的原则、原理出发,也不承袭西方的‘分门别类’,更不把中国哲学削足适履地去符合现成的原则、原理,而是从中国哲学的实际出发,试图梳理和总结出中国哲学固有的原则、原理、规律、方法。”“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是指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及诸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哲学范畴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背景下所构筑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或结合方式。”依照中国理论思维发展的进程,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他把中国固有的范畴分为象性范畴、实性范畴、虚性范畴三大类。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出版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少哲学史、思想史、美学史方面的著作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范畴逻辑结构的系统分析方法,使其著作在文本的诠释上、义理的创新上有所突破。在张立文先生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学科最大的学术特点就是讲哲学,就是强调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流派思想的系统性、思想的逻辑结构。中国人民大学最新版中国哲学史教材《中国哲学史教程》,最大的理论特色,就是突出人物思想学说的内在逻辑结构,强调思想的系统性。这一特色就得益于张立文先生的哲学逻辑结构论。

从传统学到新人学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地曾兴起一股文化热,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也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张立文先生写出了《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现代中国人是传统中国人的沿传,传统在不断地凝聚,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创造,并主张将传统学从文化学中分离出来。张先生把传统定义为:“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流变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心理、气质结构,思维、行为方式,已然凝聚为传统,中国的现代化,亦需要中国传统的现代化。张先生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绝不能靠彻底与中国传统断裂而获取;现代化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也不能靠简单地全盘打倒传统而获得,而只能对传统进行综合地创造。”他认为,综合创造才是我们面对传统应当具有的态度。

文化和传统是由人创造的,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人,传统学说到底是人学,这样,张立文先生就由传统学进入到人学的探究。1989年,张立文先生出版了《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该书分为自我发现论、自我塑造论、自我规范论、自我创造论、自我和合论几个部分。卡西尔把人定义为“人是符号的动物”,张先生则提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后改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人需要修身养性,需要人生价值意义的追寻,需要向善向美。

创立和合学

有了对中国哲学史的专门研究,有了对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真切认知,有了对传统学与新人学的自家体贴,加之不断加强的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忧虑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再显辉煌的憧憬,张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了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创新,二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最根本性的特点,三是中国哲学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所能贡献的哲学智慧。关于第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哲学没有当代创新,那就没有生命,就只是博物馆里的文物,也就没有未来。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只是用西方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哲学,无视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特点,那必然会将中国哲学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甚至否认有“中国哲学”存在。关于第三个问题,哲学并非纯粹的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化,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是对它所在时代的思。当前人类面临很多重大问题和重大挑战,面对这些问题、挑战与危机,中国哲学如何应对?中国哲学有无化解之道?

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张先生构建起了“和合学”的哲学系统。1996年,《和合学概论》一书出版,这是和合学理论体系确立的标志,也是张立文先生从哲学史家成为哲学家的标志。

和合学的创立,是为了回应三大挑战。世纪之交,中国文化面临三方面的挑战:

一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五大危机。这五大冲突及五大危机包括:人与自然冲突(诸如空气污染、土地沙漠化、资源匮乏等)而带来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诸如贫富不均、战争不断、恐怖活动等)而出现的社会危机;人与人冲突(诸如自私自利、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等)而造成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诸如苦闷、焦虑、忧愁、自杀等)而产生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诸如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信任、不谅解、以怨报怨、以暴易暴等)而引发的价值危机。这五大冲突和危机都是超宗教、超国家的,每个国家、每个宗教团体,以至每个人都不可逃脱。如何化解此五大冲突与危机?

二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借助技术优势,其思想、观念,以至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以至思想意识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冲击面前,有人提出“中体西用”,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如何面对、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

三是现代化的挑战。中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有人把现代化局限于经济、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有人提出综合创新。然而,如何综合?如何创新?却是语焉不详。

张先生提出并构建和合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面对三大挑战、五大冲突、五大危机,可以通过和合学合理地、道德地、审美地、创造性地解决中西文化的价值和合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中国文化以崭新面貌走向世界。

“和”与“合”,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观念,早就存在。“和”的最初含义是和谐、调和。最早提出“和”观念的是周太史史伯,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合”的最初含义是相合、符合。《尚书·君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中国传统文化对和合的追求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持续不断。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上》)《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周易·乾卦》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庄子讲:“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尚和合”的传统。

张立文先生则赋予“和合”以新的义涵:“所谓和合的‘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首先确立的是一种新思维。和合学的和合思维,与西方神创思维异趣。西方文化中有一种被西方社会普遍认同和强化了的上帝“创世”说,以此解释天地万物的根由问题。中国没有上帝造物说。然而,天地万物从哪里来?中国人从多元共生的观念出发,提出“和实生物”,天地万物是由多元共生、和合生发的。这种和合思维,生发出了有别于西方神创思维的独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态度、审美情趣,以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以及不同文明间关系的独特的方式方法。

和合学的体系结构是关于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合可能世界的建构。和合生存世界是生命存在的基地,是人所面对的自然生态。生存和合学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人能否协调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生态相互作用的形式,使人与自然关系最优化?人应以什么价值理念建构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融突而和合体内如何容纳生存者的生存?和合意义世界与社会紧密相连,意义、价值观念是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观念化的把握方式。和合意义世界依据人规范社会价值的涵养、修治和合特性,差分为性与命。和合意义世界是以价值规矩为规范依据的和合世界。人类在生存世界、意义世界获得生活后,便寻求超自然的、超灵魂的、精神存在的价值理想,以获得终极关切的精神家园,这便是和合可能世界。生存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活,意义世界的问题是活着为什么,可能世界的问题则是怎样生活更幸福、更自由、更有价值。

对于人类普遍面临的五大冲突及五大危机,和合学提出了具体的化解之道,这一化解之道也就是和合学的五大原理。

一、和生原理。和生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精神,遵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自然、社会、他人、他心灵、他文明都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存在,也都有生存的权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不同文明之间需要和生,需要在共生的基础上提升为和生。和生意识是以“地球村意识”与“太空船意识”为基点和基础的。各民族、种族、国家、社会、文化之间,都应在融突中和生,和生才能共荣共富。

二、和处原理。和处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精神,遵照“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和处是基于人与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都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之中。和处强调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意味着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有责任怎样对待别人。和处重视交流与交往,但更强调交往中的中和,没有中和,和处就变得不可理喻。

三、和立原理。底线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普遍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强调不把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强加于人。人类曾经陷于二元对立的思维之中,以消灭对方为“立己”的表征,由此而生发出各种矛盾、冲突,以至战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和立原理便是以“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为原则,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他者,让他者依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发展模式存在与发展。

四、和达原理。“和达”是“己欲达而达人”精神的体现。人类曾蔽于人之不达才使己达的错误,而大搞殖民活动,直至当今世界,仍有发达与不发达、发展与不发展国家的分别,有贫与富、先进与落后国家的分别,这是造成国家或国际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国际社会要共同发展、发达,要共同富裕、繁荣,人类与自然也要共同发达、共同繁荣。

五、和爱原理。“和爱”是“泛爱众”“兼相爱”精神的体现。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的基础是和爱,由和爱而生发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人不仅要爱己,而且要推而广之,爱人、爱物、爱自然。人不能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他文明仇恨到底,仇恨使人失去理智,仇恨造成奸淫烧杀,恐怖与战争;仇恨湮灭了人性,湮没了良知。当今社会要重新呼唤和爱,和爱是人类和平、安全、发展、文明的源泉,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的活水。

张立文先生把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视作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和合学强调和合共生、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理念。万物和合则美,阴阳和合则生,心身和合则健,人人和合则善,家庭和合则兴,社会和合则安,国家和合则盛,世界和合则宁。

以和合学视野审视中国哲学

和合学理论体系完成之后,张立文先生以和合学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写出了《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2014年)和《中国哲学元理》(2021年)两部著作。张立文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创新有三个分析维度,即核心话题的转向、人文语境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换。《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全书192万字,是张立文先生研究中国哲学50余年心血的结晶。全书讨论了中国哲学之所以形成思潮以及潮起潮落的内外因缘,各哲学思潮之间连接传承的规律性,各哲学思潮核心话题、诠释文本、人文语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变化,每一时代的哲学思潮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中国哲学当代理论建设等重要理论问题,对2000余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做出了全方位、新角度的阐明与解说,融史思为一体,寄往以思今,是哲学家写哲学史的一大力作。

《中国哲学元理》是系统论述中国哲学基本原理和根本精神的专著。此书依据天、地、人和合生生道体,将中国哲学归纳为七大原理:元亨利贞论、体用一源论、理一分殊论、能所相资论、不离不杂论、内圣外王论、融突和合论。张立文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七大原理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生价值、人类理想的哲学反思,也是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根本写照,是中国哲学根本精神的集中体现。

张立文先生今年虽已八十有六,但身体健康,思维敏锐,既关注学界前沿的最新动态,又时刻关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诸如气候及生态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都是他深情关注并在深入研究的问题。近年来,他仍然思考不断,写作不断,每年都有10万字以上作品问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他“人生就在于奋进,生命就在于创造”的人生格言。(罗安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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